立法的重点在于规范那些对公民权利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和程序。

他们为行政机关提供意见，他们的意见有时候是决定性的，当事人却可能无从知晓，更无法见面。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07条规定，对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人予以警告、200元以下罚款，交通警察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但另一方面，行政首长不可能事必躬亲，很多决定需要由副职领导、下属部门的领导甚至一般执法人员作出。当事人申请听证主持人回避的，听证主持人应当及时报告本机关负责人，由本机关负责人决定是否回避。有的认为，上级机关的批准行为只是一个内部程序。上海市两级法院否定了该观点，并责令被告重作。实践中，行政机关负责人的同意或者批准多为书面形式，特别是行政过程中的内部审批表。

发审委审核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非公开发行证券申请，参加发审委会议的5名发审委委员，表决投票时同意票数达到3票为通过，同意票数未达到3票为未通过。一些情况下，行政机关的负责人也可以直接决定其回避。我国第一部宪法学统编教材只用了很小的篇幅对宪法解释的原因和体制进行了粗略的介绍，[1]同一时代出版的两本重要的宪法学专著甚至都没有提到宪法解释问题。

一是对宪法解释方法论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可谓当代宪法学的显学，成果丰硕。其一，经过多年对各国宪法解释体制的介绍和对我国现有机制的研究，多数宪法学者认为，我国现有的宪法解释体制运行不利，应当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设立专门的宪法解释机构。霍姆斯显然受到了贾菲学术讨论的影响，他后来在Abrams v. UnitedStates案中就是顺着贾菲的思路，提出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的目的在于发现真理，并将‘明显而现实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改造为明显且即刻的危险（clear and imminentdanger）标准。反过来说，如果宪法学界一味地纠缠于对宪法解释体制的讨论，醉心于宪法司法化的幻想，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弃之不顾，这不仅意味着宪法学界没有正视我国宪法的实施方式，更意味着宪法学界放弃了其学术责任

关键词: 宪法价值与功能 法治与宪治 宪政治国战略 宪法文化启蒙中国现行宪法颁行已然30周年。二、在中国倡导实行宪法文化启蒙的历史和现实的理由及根据我们现在提出和倡导在认真和贯彻执行宪法的同时，也要切实关注和重视宪法文化的启蒙，正如前面所表明的，确实有我们的理由和根据。

中国在21世纪前10年间所讨论的宪法适用的司法化或简称的宪法司法化，就是这种适用的中介环节和转换机制。这虽不失为重要的体认与运用，但毕竟是浅层次的。前一种尽量贴近适用是指宪法存在这方面的潜能，应尽量发掘适用以为一般法律的补充和助益，并非要人们将宪法视为普通法律一样直接加以适用。因此，如果将中国的五四运动称为中国的启蒙运动确也名符其实，只是在中国包括史家在内的学术界约定俗成地习惯将那场启蒙运动称为五四运动罢了。

还可以举出另外一些有关宪法文化启蒙必要性的理由，但仅这几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各个利益团体或部门包括各社会组织和国家机关通常希望或强烈要求将它们的愿望和利益诉求写进宪法从而被正式确认和固定下来。第五，宪政观念的缺失。然而我们并不完全这样认为，之所以现在还提出和倡导宪法文化启蒙，是基于如下的对现行行宪的深沉忧虑和对改善宪政建构的期盼。

因此，要让外来的宪法和宪政的物种在这块古老的坚硬土地上生根开花并结出硕果，绝非易事。我们之所以认为现时的基本社会和国家层面以及在广大民众之中需要进行宪法文化上的启蒙，就是基于这种体认。

还可以再用一个最显然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在此种情境下，中国只有两种可能的选择，一是固守传统，继续抵制乃至阻击外来文化包括法律和宪政文化的冲击。

从文化大革命中国家主席到改革开放以后的城市房屋拆迁中的住户居民，都曾这样简单地、直接地用高举宪法文本的方式试图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结果可想而知。相反，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将他们在华的所见所闻及其感受以书信的形式传到西方，并相继集结出版，为当时在天主教神权思想和经院哲学禁锢下的西方知识界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窗户。在他们的朴素的情感中，只是简单地认为既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一定就是最管用的，因而在他们的切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就情不自禁地拿出宪法文本对侵害者宣示对自己合法权益加以保护的主张和勇气。利玛窦等传教士本来是为了在华传播西方的宗教文化，不期然却开启并促进了西方的启蒙运动。那场特定意义上的思想解放运动之所以称为启蒙运动，是因为它前承人文运动特别是其中的文艺复兴运动的宗旨和思想成果，又致力于开启一个全新的思想体系的建构运动。通常在重新制定宪法或局部修改宪法时总是通过各方面的博弈之后取得某种妥协或折衷的结果，而不致造成各种愿望和利益诉求的显失均衡。

因为在全社会、国家层面对中国宪法性质及其运作方式还处于很低层次的认识状态下，对立方或许用另一种认知去解读宪法及其法律效力，他们或许也只是简单地认为权比宪法大或钱比宪法贵重，再或许说宪法和法律是管老百姓的，而不是管政府的。引用请以正式发表版本为准。

为此，我们主张在当代中国倡行宪法文化启蒙教育更为适当和可行。希望在宪法上留下它们愿望和利益诉求的印记，这本身恰恰说明它们，或者说它们所代表的各个利益群体的广大民众对宪法重要性的体认和尊重，希望宪法能成为社会各阶层谋求权益的保障书。

但在中国，我们仍然长期以来主要视宪法为政治文件并主要发挥其政治价值与功能，对其他的价值与功能包括其法律价值与功能则在不同程度上予以忽视、轻视甚至缺乏起码的体认。三、当代实行宪法文化启蒙的粗略设想无论我们提出多少强有力的理由和根据支持应当在当代中国实行宪法文化启蒙，这总归还是一个知易行难的问题。

其中最大的困难和挑战莫过于适时地改造中国本土的法律文化的模式以适应现代法治的生存和发展对法律环境的需要。第五，在现实政治实务界应当重视宪法在建设法治国家中不可替代的引领和统摄作用，并加大宪法实施的力度。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做到依法治国，也不能真正实现建成法治国家的战略目标。应当承认，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在宪法中能够反映它们的愿望并表达它们的利益诉求这种做法并没有什么不妥，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宪法本来就是容天下之私，以成一国之公的特殊文件。

如此说来，现在再来倡导宪法文化启蒙似乎并无缘由。中国时下的宪法贯彻实施和宪政建设，尚有种种不尽如人意之处，究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因为中国的宪法和宪政是西学东渐和中体西用的产物，缺乏如西方立宪和宪政那种经历长达几个世纪的启蒙运动的教育和熏陶。

但我们同时也认为，在中国宪法文化缺失启蒙的状态下，一种理想的平衡状态并不一定总能达成，潜在的利益失衡的危险还是存在。而在当代，社会的文明程度和人类的开化程度早已同先前的社会和人类不可同日而语。

为此，推进宪法文化的启蒙，从宪法文化的内在品质上强化社会各方面的宪法观念和贯彻实施宪法的自觉性，应当是一个亟待倡行和推进的重要方面。到了现代，尽管现代性和现代化有巨大的能量，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期间内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世界的每一角落。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大国，与世界上其他的文明古国相比，中国的古代文明自史前伊始，就获得了独立发展的历史机遇，五千年赓续延绵，直到近代才受到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美国于1954年由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决推翻了1896年的隔离但平等种族关系的原则以后，虽确立了种族隔离是违宪的新原则，但在各项民权法制备之前和其间，历史上沿袭下来的种族隔离政策仍在事实上实行。启蒙学者在人文学者积淀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致力于发现人类自身的理性和坚持以自然法为主要观念体系，以此达到人类思想解放的目的。如果这一过程要经过较长时期甚至几个世纪，学术上和史家通称为启蒙运动。

如此说来，我们主张和倡导在宪法文化上来一次启蒙式的教育，绝不是捕风捉影，而是根据和基于中国现实宪法文化的实际状况而作出的体认和研判。在前述法治与宪治关系的认识和对待上出现重前者轻后者的偏差，尚情有可原，毕竟对法治的重视与强调事实上是可以部分地替代宪治，并不失两者之间在本质及目标、宗旨上的一致，而在国家的宪政方面则无从找到能够替代宪政的政治法律方面的资源，即使是执政党和国家的政策，各种管理上的制度都不能替代依据宪法而构建的一整套国家的根本制度。

以至直到今天，我们必须承认就举国上下，各个层面的总体来说，宪法观念淡薄的状况依然没有明显的改观。单就宪法文化来说，经过几百年的立宪活动和宪政建制历程，宪法和宪政的基本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即使在中国这样后发立宪和建构宪政的国家，经过百年的立宪和构建宪政的历练与熏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是国家的总章程这样的基本理念早已为人所耳熟能详。

与此同时，在农业文明或土地文明这个坚实的经济基础上，构建了一系列与之相适应和配套的上层建筑的文明形态，包括社会结构、国家制度、文化模式和法律形制等等。鉴于我们倡行在当代中国实行宪法文化启蒙，基本上还是一个观念上的创意，并非是一个可以操作的践行问题，因此，这里不必要，实际上也不可能作出详尽的规划，事理逻辑和能力决定只能提出一些粗略设想。